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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刘琅还记得“八三严打”时有这样一句口号：“可抓可不抓的，坚决抓；可判可不判的，坚决判；可杀可不杀的，坚决杀。

    这么做好不好？就算是三十多年后，很多人都在争论，有人说“严打”践踏了法律，让很多无辜的人也遭受了磨难；也有人说“严打”打击了许多违法犯罪分子，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生活安定，收效明显。

    总之是各有各的道理。

    在刘琅看来，“严打”势在必行，没有“严打”，还真的无法遏制社会上越演越烈的刑事案件。

    但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刑事案件，究其根本还是在法律不健全的原因，十年浩劫之下，法制的建设根本没有，人们也不在乎法制，没有贫富差距的情况下自然无话可说，可一旦有人赚了钱，其他人立刻眼红起来，对金钱的贪婪加上法制的缺失，别说是中国这种落后国家，就是发达国家，社会必然出现混乱。

    而法律的健全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撮而就便能完成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想尽快的打击犯罪，“严打”就是唯一的选择了。

    “严打”降临，每天大街上都有解放卡车载着“罪犯”飞驰而过，刘琅从父母的嘴里听到最多的就是谁谁被抓了起来，爷爷也时常告诉家人，尤其是刘琅的二叔，让他不要惹事，可以说，在这时候每个家庭都是人人自危，以至于王抗日都跑来了两次，看看刘家是否惹了麻烦，看到他们无事才放下心来，临走时还不停嘱咐。

    总之一句话，不该做的别做，不该说的别说，有人骂你有人打你不要还口还手，只要告诉民警，自然帮你出气。

    “严打”就如暴风骤雨，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吹的七零八落，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过来。

    算起来，“严打”对阜城这样的小城市影响还不算大，毕竟阜城这样以工业为主的城市“闲散”人员不是很多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刘琅在大街上也只看到有六七十人被“游街示众”，这意味这整个阜城被枪毙的“罪犯”也就这么多了，跟那些动辄几百数千被判死刑的大城市是无法相比的。

    别说是首都沪市这样的大城市了，即使是辽北省的省会沈城，短短几个月内就抓了近万人，被判死刑的“罪犯”多达一千多，剩下的人都关进了监狱，一时间沈城的监狱都人满为患，有些“重刑犯”还直接被送到遥远的北疆，半辈子都要在无尽的沙漠中生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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